国民心理健康总体下滑(青少年抑郁、睡眠不足)

解读国民心理健康状况:心理健康总体下滑、青少年抑郁、睡眠不足

2021年3月24日,江西九江瑞昌市第八中学学生正在上心理健康辅导课。该校设有宣泄室、沙盘游戏室、团体辅导室、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域,每周定期安排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为学生提供相关心理咨询和辅导。 (视觉中国/图)

2021年3月,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“心理健康蓝皮书”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(2019-2020)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。

2020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覆盖了我国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的12个省市,总样本超过6万份,抽样进行比较分析。《报告》显示,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比十多年前有所提升,但心理健康状况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仍然显著。

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,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.6%,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.2%,重度抑郁7.4%,与2009年相比保持平稳。睡眠不足的现象继续恶化,八九成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长不达标。

南方周末记者针对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相关问题,专访了此次报告副主编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。

“一个人拥有越多的资源,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会越好”

南方周末:《报告》对跨越十多年的国民心理状况变迁进行了比较,在情绪体验、自我认识、人际交往、适应能力等多个方面,2020年的指数均值都低于2008年,这是否说明国民心理健康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?

陈祉妍:心理健康在总人群中间有轻微的下滑,不仅仅是我们的追踪研究,国内很多学者历时几十年来的单个研究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。我认为它有多重原因。有方法学上的原因,与心理健康的调研和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辐射面也有一定关系,随着心理学的发展,我们覆盖人群的面积和地区下沉到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人群,取样拓宽了,有可能调研到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的人群。

我们的心理问题是不是更凸显了?这基本上是大家的共识,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。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损害,各方面的压力确实有所增加,但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人们的意识和觉察有所提升。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听说过“抑郁症”这个词了,早些年会把它简单认为是“神经衰弱”等,再早期甚至不认为是心理问题,认为可能是过度劳累或生理问题。这种意识的提高也是一个原因。

南方周末:心理健康状况下降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疾病或问题?

陈祉妍:我们监测的固定指标中,代表性的心理症状选择了抑郁,因为它非常有代表性,有很多心理疾病可能和抑郁共病。焦虑症和抑郁的共病大概有50%,很多心理疾病都可能有抑郁症状。从抑郁这个角度来看,它反映了人们的抑郁情绪可能是增加的。

背后一个原因就是睡眠问题,现在我们研究抑郁与睡眠的关联,会发现先出来哪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加重。如果睡眠紊乱、经常晚睡、睡眠不足,就有可能促发抑郁的情绪。如果再叠加一些生活压力,就有可能往抑郁症的方向发展。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挤压是非常严重的,我认为它是一个大面积上的风险因素。

南方周末:《报告》显示,东部地区的心理健康显著优于其他地区,城市户籍人口优于农村人口,低收入、低学历、无业/失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,原因是什么?

陈祉妍:一直以来都是这样,差异非常明显,不光是中国,国际上的各个研究都发现,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关联的。关联指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代表性指征——学历、收入和职业。你的学历越高、收入越高、职业越稳定,并且职业声望越好,那么心理健康状况通常是越好的,它存在大概0.1到0.2的正相关,这个结果是很稳定的。也就是说,一个人拥有越多的资源,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会越好。

南方周末:有一种观念会认为,高学历、高知识、高阶层的人群不一定快乐,也许反而更容易抑郁,你怎么看?

陈祉妍:一定会有这样的个案,我们发现有些人有高学历、高成就、高收入、高声望,但是他也会得抑郁症,这样的例子可能会给人很深的印象,但它不代表整个群体。

确实,有钱不一定使人开心。我们对收入和心理健康研究后发现,收入从较低升到中等,乃至中等升到中等偏上,心理健康是一路上升的。如果你的收入是中等偏下,你会有压力,一定会影响心理健康,各种负面情绪会多。但是中等偏上再往上的阶段是不增加任何心理健康收益的。

南方周末:医务工作者的专项报告显示,27.7%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,这项调查是在什么时间完成的?和新冠疫情的暴发有关系吗?

陈祉妍:有部分群体涉及疫情的影响,但是不全涉及,我们调查的大部分不是在新冠重点医院。这个数字是略高于普通人群的,它反映了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值得关注。27.7%并不是说都有抑郁症,而是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抑郁症状,比常见水平要高一些。这些年伤医的案件一直都有,而且医疗卫生工作者所处的晋升机制,一贯以来就有多方的压力,既需要做好临床工作,又需要发表文章,他们处在压力比较突出的状态。

“更大的学业压力,更多的责任,但对未来仍然很困惑”

南方周末:《报告》显示随着年龄增大,心理健康指数逐渐升高,而抑郁水平则随着年龄增大而降低,青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多发。为什么心理问题在青年时期最突出?

陈祉妍: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上很稳定的结果,比如美国历年来的追踪(也是如此)。它可能有成长中的内在因素,由内部的性激素、生理发育、大脑发育带来,青少年对于自我会越来越关注和敏感,对自己的负面认识也会格外关注和夸大。所以我们发现,青春期出现之后,青少年有个非常明显的心理变化,就是负面的自我评价增多,从幼儿园低年龄孩子那种毫无理由的“迷之自信”,转变成毫无理由的“迷之自卑”。

南方周末:《报告》显示,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测率和2009年相比保持平稳,但是24.6%的抑郁检出率和7.4%的重度抑郁检出率看起来仍然很高,这与国际数据相比是怎样的状况?

陈祉妍:略高。心理学大规模检测抑郁时,会因为工具和使用标准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。20%、30%的比例在心理学文献中间很常见。这个比例提示我们,凡是这个比例之内的是需要关注的,有些人可能需要轻度调整,有一小部分确实需要去做临床诊断。

我们要更加注重预防,而不是问题出了之后再去治疗,因为那个付出的代价多很多,治疗可能要更长的时间,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。但如果一个人掌握更好的心理健康知识、技能和态度,他可能在某些挫折或者转折的时候做出恰当的应对,从而避免心理疾病的产生。

南方周末: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,抑郁检出率和抑郁水平都会升高,高中阶段最显著,这是否与升学压力有关?

陈祉妍:是有相关性的。我们发现,初三比初一、初二高,高中比初中高。一般我们调研到高三群体的比例会比较小,因为高三学生忙得都没时间理我们。更高年级的学生有更大的学业压力,要承担更多的责任,但对未来仍然很困惑,这些都可能增加心理上的压力。

南方周末:《报告》显示这十多年来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愈发严重,95.5%的小学生、90.8%的初中生和84.1%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不达标,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
陈祉妍:它确实比之前更严重了。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,一方面,总体上学业压力有所增加,我们有一个组调研了学生做作业的时间,跟过去十年前的数据做了比较,发现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。当做作业时间增加时,睡眠时间就会减少,可以直接看到两者的关系。

南方周末:这些年倡导素质教育,作业压力不是应该有所缓解吗?

陈祉妍:我觉得可能要细分,细分一下老师留的作业和家长认为孩子还要做的练习,包括课外班。我也是个小学生的家长,我们家属于课外班上得少的,很多家庭一周有三天孩子在上英语辅导,孩子可能会有两三门课外课等等,它占用了很多时间,有的孩子可能到晚上11点才睡,甚至更晚。我也看到有老师大声疾呼,让孩子少上点课外班,注意力都放在了课外班,都没有时间做作业,甚至上课的时候在补这门课的作业。

我认为疫情以后,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加重了。疫情期间,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是失控的,大量的网课,孩子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大幅增加了。放出去了再把它收回来是比较难的,有的孩子可能晚上看手机会看到很晚。

“追求外在目标,没有太多机会探索自我”

南方周末:关于青少年抑郁有“空心病”的讨论,你认为这种现象存在吗?

陈祉妍:“空心病”是北大徐凯文老师提出的,与之相关的概念,我们在治疗中会描述说,有些人在成长中,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只是为了满足外在要求。比如父母希望我上清华、北大,或者父母希望我待人彬彬有礼,在强制甚至专制的压力下,追求别人界定的外在目标,没有太多机会探索自我,确认我想要什么、我是什么、什么让我真正有激情和快乐。人发展到一定阶段,就会感觉,我已经得到了别人眼中的成功,照理说我应该很快乐,但是我却没感觉、不快乐。

如果在养育中,父母过度追求成绩,或者过度追求他们界定的目标,忽视孩子的追求,孩子肯定是压抑的,他会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,自己的快乐、感受、欲望都是不重要的,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不重要的,它会是一个损害心理健康的风险。

现在“鸡娃”这种词流行,说明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。我带的很多在职研究生想研究父母焦虑的问题,他们中很多人也是父母,意识到父母的焦虑是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。

南方周末:一般来说,这些心理问题会在什么阶段出现?

陈祉妍:有非常多不同的结果,可能会在不同阶段意识到和反抗。有的反抗比较早,比较有力量,比如父母让孩子学什么,孩子非要学他自己要的东西,也没有吵出病来,就真的上了自己想上的大学、相应的专业,这可能是最乐观的一种结果。不太好的结果,有的在中学阶段孩子就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些想法,父母不同意,这种压力下对峙很久,孩子出现抑郁症,这种情况我遇到过。还有的人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,一路都在貌似很成功的脉络上发展,他忽然做了一个离开原来轨迹的决定。之前有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去龙泉寺的新闻,就是父母希望他出国,他偷偷打上包就去了龙泉寺。对他来说,这种成就或者事业方面的发展是不利的,对心理健康也会有负面影响。但这也还不是最糟的,可能还会有更极端的一些心理问题,甚至自杀的问题。

南方周末:一个人成年之后出现心理疾病,与青少年阶段有关系吗?

陈祉妍:是的,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是预测成年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很多时候是有一些问题,用恰当的方式处理,没有变成更大的问题就过去了;而有一些问题你没有处理好,反而叠加成更严重的问题。它是在三个系统之间互动的,家庭、学校还有孩子本人。比如孩子在学校里跟老师有一点冲突,如果孩子回到家得到家长的理解和疏导,这个问题可能慢慢就消化了,他可能理解了老师,或者就算这个老师真的不好,他仍然可以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,有好老师、有坏老师,他就过去了。有的案例中,家长对孩子这部分缺乏理解,造成了孩子在学校有冲突,在家里有家里的冲突,逼得这孩子没地方去,就离家出走了。我遇到的案例还算幸运,后来孩子找到了。

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契机。心理学有转折点的研究,同样平均成绩差不多的孩子,在升学的阶段有的孩子升入了更好的学校,学校的校风校纪各方面比较稳定;有的孩子就失学了。他们原来都是在升学线边缘,就是一定的个人运气和偶然因素,造成了这个差异。国外的研究发现,升学的孩子未来的成长相对更好,但是辍学的孩子就是向下发展的。

南方周末:国民心理健康状况通常也能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,你认为近些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普遍的教育焦虑?

陈祉妍: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信息的增加和交换,也有机会比例的问题。我是一个70后,在我成长的阶段,可以选择的机会是很少的,身边有人比如有体育特长,参加国际比赛得了金牌,真的是光宗耀祖了,整个家庭地位不一样了,但这个比例非常低,相当于鲤鱼跳龙门了,很多人不会去想我也要怎样。但是现在的孩子,他面临的机会和选择非常多,尤其是中产的、城市里的孩子,有非常多阶层跃升的例子。身边的同事一百个里面就有几个,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应该也可以,我的孩子也可以,如果不可以的话,就是我没努力或者我的孩子没努力。

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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